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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学报访谈|邵燕祥:却顾所来径,苍苍横翠微

文章来源:文章作者:张滢莹 发布时间:2015-08-14 05:13:30阅读:人次 字体:[ ]


    今日起,我们将陆续为您带来第六届365bet网站登录不了_世界杯外围投注365bet_365bet 国家主义散文奖的获奖作家访谈。
   同辈人记忆中的邵燕祥,是一位秉笔直书、情感充沛的诗人。如今,许多年轻读者所熟悉的邵燕祥,却是一位借由陆续推出的随笔作品、努力面对历史真实和自我真实的长者。从《沉船》到《人生败笔》、《找灵魂》,以及最新推出的《一个戴灰帽子的人》,作为一个动荡时代的亲历者,他的写作激发了许多同辈作家相互印证或补充的书写,以各自的视角留下见证。
  在《找灵魂》中,邵燕祥曾写道:“找灵魂的路,好艰难啊。”但即便如此,他仍在这段自我求索的道路上踽踽而行,并尽最大可能还原自己所经历过的那段历史。——“我的这些文字,多属感性的记忆,是人到黄昏,检点平生”,“却顾所来径,苍苍横翠微”,是“数脚印”,我愿意叫它们“人生实录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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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记者:从写作上而言,虽然延续了前几部作品的思考路径,《一个戴灰帽子的人》所选择的书写时代可以说是相对平静的年代,但也只是窒息年代中的短暂平静,各种事端在这看似和缓的几年里被局势不断揉捏和催化。对于这段年代的个人书写并不多见,或是寥寥简单带过,在你这里却是时间为经,事件为纬的绵密编织。

邵燕祥:《一个戴灰帽子的人》所写基本上是19601965这六年的个人经历和见闻。并不是这一段岁月对我而言“如此重要”,它跟之前与之后的岁月,都是我个体生命一个阶段,是人生链条中一个连上接下的环节。好像是曹禺剧本中一个人说的,“什么样的日子都是要过的”,也正是诸葛亮所谓“苟全性命于乱世”或周作人所谓“苟全性命于治世”,这或许算是苟活者的哲学吧。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颠簸也罢,暂时靠岸避避风浪也罢,人在自然界有时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。社会生活中亦不例外。

当然,从几十年后的今天回顾,在貌似“短暂平静”的那几年,其实一点也不平静。“平静”的背后,既有上层的各自运筹,又有各样社会矛盾的积累,多方的合力再加上威权者的主观能动性,有朝一日就难免“横扫千军如卷席”了。

记者:任何从个人角度出发的历史叙事,离不开一定的主观立场,并据此作为价值观与书写的根基。结合你这些年来推出的《沉船》《人生败笔》《找灵魂》等作品,以及《一个戴灰帽子的人》,其实所思所想都已经在书写中呈现,在此基础上,你是否能对自己的“主观立场”有所定义?

邵燕祥:从十年动乱结束后的19781979年,身心都获得一定程度的解放。我这个人没出息,有限度地恢复了文学写作的可能,比如不再因业余写作受指责,且有报刊约稿可以发表出来,就有“小富即安”式的满足之感。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想回顾自己的经历。且那时有一位着名的作家朋友,大概是无意中说了一句,“作家没的写了,才写自传、回忆录呢”,我每念及这句话,不免以回忆往事的写作为戒。

我的第一本人生实录《沉船》,起笔就出于偶然,是在19801981年之交,清理旧物,感到单位“落实政策”时退我的“黑材料”,还有我自行存底的一些“检查交代”文字,留之占地,弃之可惜。想起因我怕自己的某些遭遇给孩子造成困惑,一直讳莫如深,一对儿女从幼时起对我的“案底”都懵然不知,他们慢慢长大了,不如留给他们看看——为了这个“存照”“备考”,又怕他们读不惯这类特殊的文体,所以稍加排比,加些背景说明,串连成篇。

《沉船》定稿后,又过了十多年才得出版。随着帷幕的逐步揭开,我对那一段历史的认知已经有所深化。后来的几本书,都是不断对大历史和小历史有些新的认识,才冒出来新的选题。

三十多年来,人们常说“反思”,这是个引进的新词,我却总以为够得上称为“反思”的,应该是更富学理的思辨。我的这些文字,多属感性的记忆,是人到黄昏,检点平生,“却顾所来径,苍苍横翠微”,是“数脚印”,我愿意叫它们“人生实录”。

人生实录,不免夹叙夹议,因为是写给人看的,起初是写给自己的孩子,后来听说不少同龄人、同代人有所共鸣,也引发他们的回忆,可以跟我互相补充。这时我才发现这样的写作,作为一个动荡的大时代的亲历者,从各自的视角留下见证,不失为历史的脚注。我乃更多希望,我的这些絮叨不是“白发渔樵江渚上”的话旧,而给我的孩子以至他们的孩子一两代人一些有质感的人生阅历,以至历史常识。

在这个意义上,我想,可以说我写的这些,是“不算遗嘱的遗嘱”。我希望我的叙述尽可能保持原样,不要走样;也希望有人如发现我的记忆有误,不吝匡正,以免以讹传讹。

记者:在你的一篇作品中,你曾提到自己从以笔为枪的战士、为人民歌唱的歌手,到如今写杂文,从某个角度切入来表达自己的一些意见。这种身份的逐渐转变,是否也是你对于自身及社会思考一步步深入的过程?

邵燕祥:我记得青少年时曾经自诩为人民的歌手,甚至表示要以诗文代表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利益云云,看来是把狂言妄语当作了豪言壮语,一派的不知天高地厚。至于“以笔为枪的战士”,我却不记得在哪儿说过。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从以写诗为主,转而向写杂文倾斜时,就曾声明我不敢企望写出什么“匕首和投枪”。

我要把历次运动中从未实现的“摆事实,讲道理”这个美丽的原则捡起来,不能不顾事实不讲理。我要写的杂文,其实卑之无甚高论,只是凭常情常理常识说话,不是指手画脚的说教,只是力求与读者促膝谈心,切磋商量。我虽然服膺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,但有时拿他“讲时事不留面子,砭锢弊常取类型”对照一下,惭愧得很,相距不可以道里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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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:在回望自身所经历的时代过程中,写作的意义往往不能一概而论,有的是为了自我辩解,自我粉饰,有的则是为了清洗和直面自己。读你的作品,常让我想到君特·格拉斯在自传《剥洋葱》中的反省:洋葱味辣呛人,逼人流泪,但有时候不得不一层层剥开,才能更接近事实真相和赤裸的自我内心。

邵燕祥:有一句老话,可能源自佛经,叫作“如鱼饮水,冷暖自知”。现在的社会价值观念“多元化”,各人有各人的活法,自然各人也有各人的想法和说法。在散文领域,或说在回忆往事的散文领域,有各种各样的文字,这不正是我们期待已久的“百花齐放”吗?

在古今中外流行过并流行着的普遍的价值观念中,除了“不偷盗”以外,至少还有一条“不说谎”。这是我从小就受到的教育,我的长辈、我的家长和老师,就告诫我,这个“诚实”乃是做人的底线,见人说人话、见鬼说鬼话,人嘴两张皮、张嘴就是谎……便失去“人格”,不是人了。惭愧得很,回首望去,我在“成人”之后,的确也还说了不少谎话、假话,受过骗也骗过人,严格地说,早就“不是人”了。

不过,至少在1957年后的二十几年里,不断有人在我耳边谆谆教诲,鞭策我“重新做人”。当我被“改正”以后,听到巴金号召“说真话”,虽然发现要说真话也颇不易,但我想,须尽最大努力来“重新做人”,包括做一个“说真话的人”。但如想不仅个人说真话,最好还能揭穿一些假话与谎言,那就更难了。于是不免绕道走,也发现自己常萌退志,并找一些这样那样的理由来自欺。——这也是大实话。

因为自己有这个毛病,不敢妄责别人,或者高调指责别人说这样那样的谎话,以证明自己说的都是真话。因为我又想起一句俗话——凝结着民间的智慧:“不要猪鼻子插大葱——装象(相)”,也就是表里如一的意思吧。以真实示人,不撒谎,不装相,这样活着稍稍轻松点。老是撒谎,就不免常要以新的谎话去兜着旧的谎话,当今之世,谁比谁傻呀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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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记者:这所描述的对象“灰帽子”恐怕是相当一部分作家在那个时候的状态——身份上被摘帽,情感上却依旧是隔绝的,如在钢丝上行走,心理压力巨大。这种巨大的心理压抑,让许多人决意再不写作,你却在不断地试水,即使不能发表,也在照本宣科的工作写作任务以外磨砺着自己的诗文。

邵燕祥:你不仅涉及我这个“摘帽右派”在那一时代夹缝里尴尬的精神世界,而且更扩大到当时一两代甚至两三代知识分子宏观的生存状态。兹事体大,非我所能置喙。

就我“这一个”来说,我所能做的,也就是如书中所写,把我当时曾有的一些困惑、苦闷、期待和失望,以至自我麻痹……尽可能如实地倾吐出来,告诉可敬的读者,不管别人怎么判断,反正我就是这么过来的。

你问支撑我写作的精神动力是什么,我一下子答不出,倒可以告诉你——这不是秘密:支撑我“活下来”的,首先是早在1947年我就刻骨铭心记住的鲁迅一句话:“名列于该杀之林则可,悬梁服毒是不来的。”当时我在中学里,刚刚加入中共地下党外围的“民联”组织。正赶上地下党在北平另外一个系统遭到破坏,于是组织生活中紧急进行气节教育:万一被抓如何自处。我从鲁迅《祝〈涛声〉》一文读到此语,当即铭诸座右。单是这句话,就陪伴我经历了反右派斗争的岁月,也陪伴我闯过,不,是熬过了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十年,给了我勇气,也给了我尊严。

记者:虽然特殊时代下,可以说人性恶的层面被极端放大,但可以说,在这部作品中,你是“笔下留情”的。无论是在剧团,还是西宋庄,你写到了很多存有善意的友人、陌生人,甚至即使批判、揭发他人以求自保的,你也并未刻意指责,而是客观看待。未曾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,很难想象在那样大开大合的社会变动中的人性归属。

邵燕祥:我忘记是在这本书里,还是在别处,我说过支撑我走过那个特殊年代的,还有一个来自切身体验的信念,就是:世界上毕竟还是好人多,什么叫好人?就是怀有友好和善意的人。想到在我所处的逆境中,依然得到许多不同身份的人、不同方式的关怀与照应,我常怀感激之心。就以你提到的,当时文件上反对,而实践中鼓励“群众斗群众,干部斗干部,干部斗群众,群众斗干部”,千方百计鼓励告密,做伪证,以至鼓励人们之间以暴力相向,为此“诱以官禄德”,把人性中最阴暗的一面诱发出来——即使在这可怕的情势下,你仍会发现,许多人良知未泯,他们虽不能直接表达自己的是非判断,但也会曲折地显示他们对一些强势者的不以为然,对弱势者的同情和善意,这就够了。我们不能以古之圣贤或今之烈士的“智仁勇”来要求于常人。在“灰帽子”一书中写到一些个例,这里就不再具体地分说了。

在群众性的潮流中,不管是进步的还是倒退的潮流,总有些人是“随波逐流”的,当然有积极消极之分,主动被动之别; 因为“随大流”如果不说是人性所固有,也往往成为人性常有的弱点之一。“反潮流”的人和事也是有的,但多数缘于手中持有威权而有恃无恐,个别的是有卓异的独立精神,才敢于顶风破浪独树一帜。这都不是普通的社会成员能够达到的“境界”。对强大的政治气流乃至浊流污水所裹挟的人们,理性的态度该是设身处地,用今人习惯的说法是“换位思考”,这样,有利于看清别人,也有助于看清自己。

我不知道我这样的看法是否会被目为“和稀泥”,但我以为即使是“和稀泥”,也比承袭“斗”字当头,咬住不放,冤冤相报的积习略好一些吧。

    2015-08-13 《文学报》
责任编辑:晓来轻酌       我要:投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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